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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日报》是怎么创刊的?

添加时间:2019-10-08

  今年,既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大喜日子,也是《解放日报》创刊70周年的纪念日子。

  作为上海《解放日报》创刊的参与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5月28日这个最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从那时到现在,感觉一晃之间,《解放日报》就已经创刊70周年了。

  我们一起参与创刊的同志常被称为“老解放”,对我们来说,这确实是一段永远难忘的幸福的经历。

  当时,我一直在新四军野战部队从事新闻工作。但是,此时我却因患肺病而吐血不止。大部队南下之前,我被批准去济南找一家大医院治疗休养。转介绍信时,正好碰见了新上任的济南市委宣传部部长夏征农。这一次见面,一下子改变了我的去向。

  他是我1938年在皖南军部教导队受训时的老师,性格直爽。他说,大城市就是最合适的休养地。现在形势大好,我们将进入城市,许多大城市正缺新闻工作干部。夏部长二话不说,写了一张条子,叫我去见恽逸群。

  革命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我拿了夏部长的条子去找《新民主报》,它在济南新区原中央银行一座三层的新大楼里。

  恽逸群是我们新闻界早就敬仰的前辈。他刚从华东局机关报《大众日报》总编辑任上,来《新民主报》当社长兼总编辑。他看了夏老的条子,又仔细看了部队的介绍信,对我说:你看看,这座的银行大楼,南面全是落地玻璃窗,阳光灿烂,肺病不是要靠阳光吗?不要你坐夜班、跑路,就边休息边工作吧!

  恽老的威望和阳光灿烂的大楼,让我只有服从。就这样,我一下子就变成了“军转干部”,还带了一位四明山下来的勤务员和一支左轮枪。

  因为要脱离“夜生活”,分配我做资料研究室主任。恽老带着一口常州官话跟我说:济南解放接管了报界众多的旧人员(这是当时的说法),其中还有一些有文采的“老报人”,先分配到你部下,请你甄别教育。只要不是死心塌地的死硬派,我们以后就用得着。另外,解放区已发布或还将发布的中央政策文献,例如土地改革、工商业管理等文献,地区人民未必能看到,这恰恰是新解放区人民热望看到的。大军南下,我们进入城市,就要办报,这些文件用得着。

  这大概是恽老看熟了我的履历——长期在部队工作——现在正是我需要学习的重要部分。

  那时,我们部队报社的电台台长、老战友施乐之,因突发重病而去世在医院里。我的首长——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叶飞也在医院治病。他说:好呀!我们打了一些大战役,需要安下心来研究研究啊!

  1949年1月26日,新华社播发了一篇评论《假和平和真和平》,有力地揭露了蒋介石反动集团垂死挣扎的丑态。评论中特别指出了要惩办的战争罪犯,从蒋介石、陈立夫开始,约有23人之多。

  这篇评论气势如虹,公布战争罪犯的行为举世震动,这肯定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的。

  《新民主报》中午收到这一稿件时,恽逸群立即决定,我们地方党报可以配发一份资料:23名战犯的履历,老百姓肯定要看!这个资料新华社没有发,我们怎么办呢?担任编辑部主任的王中,找到我说,只有半天时间,请资料室来攻攻关吧!我们,包括一些“老报人”在内,都无法攻下这个“关”,只好向恽老汇报。恽想了想,回答说让我晚上想想吧。

  那天,王中晚上没有值班。第二天一早见到报纸,23名战犯简历赫然在目。王见到恽,恽老说,是他昨夜“拍脑袋”记下来的。这份资料后来各解放区的许多党报都转载了。

  王中是山东解放区有名的老记者,上海解放后负责接管“老报人”顾执中办的“上海新闻专科学校”,没有参加《解放日报》的创办。王中以后转为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他多次在讲台上讲起恽老这件事。他说,一名新闻记者应博学强记,走千里路,读万卷书。他还常常为此开自己的玩笑:随新闻大队到了上海,他不敢参加接办《解放日报》,就是觉得自己还没有恽老这个本事。

  除了这段趣事,还有一件更有趣的事。那时在济南,每星期六晚上,华东局和市委都会在一家大电影院召开全市党员干部会,华东区在济南的干部也参加。主持会议的领导,大多是市委书记刘顺元,有时是夏征农或其他市委负责人。每次会议都会安排一个精彩的报告,报告结束后就安排大家看一场电影。

  这时,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已到了西柏坡,党中央已经成功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为此,市委领导在会上的讲话常常会介绍一些七届二中全会的最新信息,接着是济南各部委介绍接管济南市的经验、情况或问题。每周一个一个部委轮流进行报告,这样的报告会很受听众欢迎。因为其中大多数听众,将会南下担任接管的任务。

  在报告中,大家特别有兴趣地听已经解放的城市,如洛阳、石家庄等城市出现的“洋相”。说到接管石家庄时,有关领导思想模糊,不明白该依靠谁,不明白城市工作的中心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却像农村土改那样,首先发动依靠贫民、苦力,弄得工厂、商店关门,连黄包车也没有人敢坐了。于是,车夫大量失业,城市变得萧条了。当时的市长没办法,只好自己坐上黄包车全城兜风示范。

  1956年我到上海市委工作,才知道那位市长就是1954年调到上海担任市委的柯庆施同志。

  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号召中国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进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看到新年献词,《新民主报》全社沸腾了!大家猜想,一定是我们去上海接管70多年的老申报,出版自己的党报。

  在资料室的几位“老报人”说得振振有词,我们恽老原是上海有名望的新闻界前辈。去年济南解放后,把《申报》驻济南的记者释放,请他们带一封信给《申报》几位认得恽老的副总编辑,信中说:“明年春暖花开时,定能把晤沪滨,与兄等畅叙也。”

  果然,1949年4月,百万雄师过大江。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攻占了首都南京。中共中央华东局下令,已经组织好的南下干部纵队,4月初出发参加上海的接管工作。

  《新民主报》停刊,经审定的人员组成南下纵队新闻大队。大队长恽逸群,副大队长为延安来的副总编辑张映吾。新闻大队还扩充了两支队伍:华东人民广播电台,负责人为周新武、苗力沉等;另一支是华东新闻出版学校,也有几十人,校长原由恽逸群兼任,工作人员有宋军等。出发时新闻大队有400多人。

  那座阳光灿烂的大楼,我们让给了《大众日报》。后来,它成为中共山东省委暨济南市委的机关报。

  新闻大队出发前,召开了党支部大会。当时,党员身份、党组织活动是不公开的。党内选举张映吾为支部书记。我虽已停止了吐血,但肺病还没有完全好,被选为支部委员。因为我是野战部队出来的,一路南下,行军宿营的指挥就压在我肩上了。另一位支委是女的,年轻却患有严重的骨结核病,人缘极好,很有威信,可惜到了上海不久就病故了。记不清另外两位支委的姓名。南下征途中,这个支部的全体党员都是很有战斗力的。

  山东的地方干部很厉害,短短不到半年,就把济南到徐州的铁路主要路段修通了。大部队坐上铁棚车,没有座位,铺上高粱秆躺着。到了火车不再通的地方,就下来整队向南步行,一路欢唱战歌。这一路,我们经过了好几个将名传千古的战场:鲁南战役、宿北战役、淮海战役,等等,这都是我们新闻界报道过的地方。

  “烟花三月下扬州。”现在正是农历三月,但瘦西湖、平山堂以至“三把刀”等等,我们都无暇光顾,见到的是苦难的老百姓。

  纵队分配给新闻大队的宿营地,叫做“裤子档巷”。大队就在这个怪巷子里休息了两天。第三天白天行军,到了瓜洲渡,也像百万解放军闯过滔滔长江,到了镇江。这时又有火车了,大伙爬上货车厢,连夜到了丹阳。

  1949年的丹阳,不过是个小城市,但却一时云集了华东局、二野、三野指挥部以及上海局、南下纵队……浩浩荡荡近4万人马。于是,新闻大队只好被分配在丹阳以东十里的一个小村庄。怀孕七个月跟老公生活在一起几天我感冒了晚上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小村庄名叫荆村桥。

  大概是20年前,《解放日报》曾邀我和一支摄影队去访问荆村桥。当地年老的村民对我说,现在外来参观的不知道荆村桥,只知道《解放日报》旧址。可见《解放日报》的影响力在当时就很大。

  老村民说,几十年前,一大队年纪轻轻的解放军,有男有女不带枪,住在村里最大的祠堂里。一清早,都下到十多米高的河堤下,用插在口袋里的牙刷刷牙。当时村民还不懂刷牙,觉得很新鲜,印象很深刻,所以就记住了。老村民还说,这些人不出操,整天坐在祠堂里开会写字看报,晚上睡得很晚。

  恽没有和我们一起行军,他跟着华东局,因为他还兼着华东局书记饶潄石的政治秘书。他异乎寻常地兴奋,向大家宣布:

  党中央、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等批复华东局的请示:进入上海,中共华东局兼上海市委的机关报,就叫《解放日报》。报头先用延安时期的原版,毛主席答应再写一个新报头送来。

  这时,全场的兴奋劲儿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啊!于是,跳秧歌的、鼓掌的、唱歌的、拥抱流眼泪的都有。村民们围在门口,个个都看呆了!

  《解放日报》原是延安时期党中央的机关报,是毛主席提名创办的。报名也是毛主席题写的,接替了红军时代的《新中华报》。抗日战争期间参加革命的同志,几乎都是在《解放日报》的哺育教导下成长起来的。

  1947年3月,蒋介石垂死挣扎,下令胡宗南率兵30万进攻延安,这是蒋介石所谓“重点进攻”的一翼(另一翼的对象就是在山东,针对华东人民解放军),毛主席自己带了一支不到400人的小部队,撤出延安,转战陕北。3月27日,《解放日报》停刊,改用陕北新华社的名义,发表了许多著名的新闻和社论。他指挥了解放战争,歼灭了蒋介石主力几百个旅,一直打过了长江。所以,毛主席常常说,革命靠两杆子:一个是枪杆子,一个是笔杆子。现在,党中央将《解放日报》的光荣名号给了我们华东和上海,谁能不激动啊!

  恽逸群还宣布:中央和华东局任命范长江为《解放日报》的社长兼总编辑,恽逸群为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华北解放区和陕北来的两位老干部,魏克明为副总编辑,张映吾为编辑部主任。

  荆村桥老百姓当年看到的情形是真实的:我们《解放日报》大队的同志们,几乎都在夜以继日地学习和讨论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如何办好党报的教导。

  一面学习,一面实践。恽逸群带来的一名干部刘时平,被任命为《解放日报》采访部主任。恽还没有介绍完毕,我们大家刚听到这个名字就已经欢声一片。

  记得抗战胜利,抢着接收了上海、北平,美国马上跟进。在北平,几个美国大兵竟然于光天化日之下,在附近强奸了一名北大的女学生!这条新闻不仅轰动了上海、北平等蒋占区,而且,解放区也传遍了。全国大游行,控诉美国佬和蒋匪帮,几乎是“一二九”运动第二次重现。

  刘在荆村桥上任后,马上带着采访部全体记者,深入到南下的各路接管大队,发动积极分子担任通讯员,并且跟着各路接管大队入城。记得入城前,他们已发展了党报通讯员900名!采访部的记者们自己也采写了许多新闻。

  解放初,记者写稿是不署名的,我现在还记得几位出色的女记者:黄穗、葛娴、秦秋谷……还有一位拍摄到入城解放军不扰民,露宿大马路上的摄影记者:郝世保……

  还有一位骨干,那就是近乎我父辈的老同志胡仲持。他通晓英、日、俄三国文字,曾经参与过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红星照耀中国》的翻译。入城后,他成了《解放日报》国际部主任。

  有一位著名的作家曾经见过毛主席,毛主席非常欣赏他的大名:林淡秋,说多有诗意啊!他被任命为《解放日报》文艺部主任。

  领导宣布:上海公交工人起义了,在上海地下党指挥下,来到南翔迎接入城的接管部队。我们南下的有些同志,只是在书本上知道“工人阶级”,这些同志一上车情不自禁地搂住驾驶员的肩膀欢呼:工人阶级万岁!

  雷电大雨的深夜,我们随华东局、上海市委的车队到了位于徐家汇的交通大学。我们《解放日报》大队就在交大图书馆(就是现在还能在华山路上看到的一座小红楼)宿营。到了宿营地,我们不是睡在楼梯上,就是睡在阅览大厅的桌子上。

  上午,我们《解放日报》大队坐着敞篷大卡车,从徐家汇来到了汉口路,就是那幢309大楼。

  汉口路、山东路上,都是自发前来欢迎我们的队伍。上海人也跳起陕北的秧歌,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以前有人回忆说,在《申报》大楼门口见到了范长江。这是误记了,范是军管会文管会的副主任,中国模特Mimi Thorisson为什么会选,还在接管另一文化单位。带领我们来到309大楼的是恽逸群,他在309大厅向热情、激动的工人群众和地下党员们宣布军管会的命令:《申报》馆接收,民营资本史量才家族投资部分冻结;地下党组织停止活动,一切听从军管会的。

  我们新闻编辑室3点钟进入《申报》馆三楼。一些《申报》旧人员替我们 “担心”:明天要出8个版?“吹牛皮”,“来不及的”,“稿子哪里来”?

  刘时平在丹阳说,发展了900个通讯员,确实不是吹牛皮的。到晚上8时,稿子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了排字房。《解放日报》的锌版报头,晚上10时从苏州送到了上海排字房。

  8个版几乎发下了十多版的稿子,工人们急得派了老工人曹子根跑上三楼找到我,说:“丁柯,你跟我到下面去看看。”

  “什么事啊?”我们一起下楼。工人们正围着像看西洋镜,曹子根说:“丁柯,你看这是铅字,不是橡皮做的。”我总算也懂得点铅印报纸的拼版,就和各版的编辑又删又改,和工人们一起把8个版的版面搞定了。

  5月28日上午8点半,第一份《解放日报》出版了,比平常出报的时间只是晚了4个小时多一些。

  汉口路两旁等了4小时的报童,抢着新出版的报纸,一路高喊:“解放啦!看《解放日报》啦!”

  魏克明、张映吾疲惫地爬上四楼宿舍的双层铺,看到编辑部所有同志,都躺在三楼、四楼办公室的地板上……

  我刚刚走出三楼,电话总机的黄小姐一路大声呼喊:“市政府要领导听电话!”看见我就说:“丁柯,你来听一下吧!”

  我走进总机室拎起电话筒,对方问:“你是谁啊?”我说,我是丁柯。她马上笑起来说:我们认得,我是朱青啊!

  “陈军长说,我们在市政府看到《解放日报》啦!你们干得好!同志们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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